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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洒在小洪山

湖北省军区通信站(营)老兵群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清明追忆众战友 (陈廷银)  

2010-03-30 17:50:1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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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除安德东外,我所知道的,还有4位通信站战友已离我们而去。就是我在《怀念安德东》提到的张新民、张贵喜、李征,另外一位是襄阳的兵(名字想不起来了)。

  包括安德东在内,5人都是通信站老兵,可能除李征是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,其他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,但他们都没有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(72岁),也没有达到现在中国人习惯做“白喜事”(60岁)的年龄,令人惋惜。作为我们曾经的战友,更叫我们伤感。

  前面,已为安德东祭文,现将我心中其他4人的印象写出来,如能勾起大家的回忆,想起他们在部队的模样,也算我们没有忘记他们,以此悼念!

  张新民去世,是有一次到郑州得知;张贵喜的去世,是03年在武汉与战友聚会得知;李征去世,是这次老兵回访得知;而另一位襄阳老兵,与我有关,说来话长,下面再叙。

  张新民、女、1969年兵,河南安阳人。性格象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嘎子,大伙叫她“张嘎子”。整天是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、 乐天派。关于她有两则亲眼所见的趣事,可见一斑。两件事都发生在通信站从复兴路搬到民族学院之后,再到复兴路施工之时,且都是在返回民族学院的卡车上:

  一次施工完毕,大家爬上返程卡车上,由于饥饿难忍,战友们便对马上要吃的晚饭“浮想联翩”,鸡鸭肉鱼,尽在其中,反正瞎想,又不花钱。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,“嘎子”突然来了一句,“鸡有几只腿”?不知谁接的很快,“两只”,说完哈哈大笑。大家也奇怪“嘎子”怎么问这么个问题,以为她有新招。但见“嘎子”不但不笑,还一脸严肃,自言自语道,“两只腿怎么站得稳呢?猪和牛站得稳,是有四条腿呀”。只见她把放在车箱板上的手收回,曲在胸前,随着汽车的运动,身体前后摇动,然后恍然大悟,“喔,人也是两条腿,可以站稳。对,鸡是两只腿”,我们那个笑啊,眼泪都出来了。

  另一次,夏天,收工较早,上午就结束了,天气很热,上车时路过后勤小卖部,有冰棒卖。那时冰棒就是白开水加点糖精,凉后再冻,3分钱一只。“嘎子”叫一个男兵买冰棒,那人说,你要吃一盒我就买,吃不完你请我。“嘎子”一口答应,那男兵就买了一盒(好像是24根装),等上了卡车,当着大家的面,把条件重复一遍,交给“嘎子”。汽车从复兴路,经大东门、武珞路直奔街道口。我们则在车上看“嘎子”如何吃完一盒冰棒。开始,“嘎子”连咬带嚼,一半的冰棒很快就没有了,“嘎子” 还洋洋得意,“挑衅性”的问那男兵“怎么样”?过了大东门,“嘎子”的速度开始减弱,而且不再“吃”冰棒了,而是用舌头“舔”冰棒,任凭冰棒水顺着手流。到了傅家坡,“嘎子”的舌头发直了,也不知往哪儿舔啦,说话也不利索了,只听见“哦、哦、哦”的直叫。大家逗她“张新民,说话呀”,这时她急得流眼泪了。当天晚饭她也没有吃成,听说还拉了几天肚子。这就我们的“嘎小子”,“傻”得可爱。但“嘎子”的工作可不含糊,吃苦耐劳、埋头苦干、一丝不苟,心底无私。

  总想有机会见到她,把此事提出来乐一乐。她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,如花似玉,听到消息,令人扼腕,非常难受。

  张贵喜,1968年兵,襄樊xx县人,转业前任电话站站长。烟酒是他的一大嗜好,他与安德东既是烟友也是酒友,除了我上次在“留言”栏讲他与安德东为“戒烟”,赌咒发誓以外,平时也爱和安德东开玩笑(较劲)。早餐,通信站一般都是吃馒头。某日,他们又打赌,谁一口吃得多,安德东选了几个最小的(可通信站最小都不小),慢慢的一口塞下3个馒头,张贵喜只得“俯首称臣”;张贵喜还与任秋冬的儿子结下“不解之缘”。给他(任的儿子,下同)一颗糖,就要他用手摸一下“小弟弟”,并放到嘴里“吧唧吧唧”,久而久之,只要张贵喜给糖并叫“来一个”,他就会条件反射式的重复上述动作,嘴里“吧唧吧唧”, 然后再去接糖。逗得大伙乐不可支。

  写这些,丝毫没有贬低张贵喜的意思,只是通过个案地描述,才能把张贵喜的性格呈现出来,供大家的回忆。

  张贵喜是性情中人,性格外向,不拘小节,粗中有细。在他任职电话站站长(管男兵4、5、6班,后分别叫架线班、电源班、电缆班)期间,没有出现任何大小责任事故和政治事故。年轻一些的战友们可能不知“政治事故”的分量,在那个年代,对于赋予领导责任的干部,鉴定中有这样的评语是基本要求,否则,他(她)的干部身份也就终止了。

  当然,从张贵喜、安德东身上,也看到那种因在酒桌上“宁伤身体,不伤感情”的豪放,对身体带来的灾难性影响,秋冬战友在《最后的一面》文章中告诫得对:“珍惜生命,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”。我还要提醒战友们:我们老了,身体要紧。除非被逼无奈,最好不要自伤身体。

  李征,女,入伍时间和籍贯不详(知道的请填补),其父为宜昌军分区司令员,从福州军区调入通信站。李征是一个老大姐形象:为人随和、工作踏实、处事低调,是通信站不事张扬的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女之一。

  下面这一位,姓名待查,男,湖北枣阳人(也可能记错,但是原襄阳地区的),入伍年月应该与刘兴安同年。请襄樊市的战友在看完之后,帮助搜索一下,至少有个名字。

  为什么说他的去世与我有关联,事情是这样的:

  那是我刚当营长的第二年(1987年),收到一封信。

  信中说(大意),我是某某,你认识的,原通信排摩托班战士。某年某月送信,回来的时候因私事弯到另一个地方,因急于返回,车速过快翻车,致使腰部受伤。当时害怕受处分,到门诊部拿了几张“伤湿止痛膏”,一直坚持工作,直到复员回家。由于干农活全靠体力,我的腰本来就没有看好,回来以后腰病复发,不能干重活,老婆经常埋怨,我说腰部受伤,她不信,说有伤为什么没有《伤残证》?我怎么讲都没有用,叫我抬不起头。我到县民政局,说明是在部队受的伤,要求照顾,民政局说,要凭部队的《伤残证》才能办理。我知道通信站变成了通信营,受伤的时候你也不是站的领导,但事隔多年,多次打听,我认识的只有你了,知道你在当营长,能否帮我补办《伤残证》,否则我没法活下去了。(上述的“我”均指那名战士)

  接到信以后,我专门到门诊部找冯主任,问能否办?冯主任说,《伤残证》一般在复员时凭单位因公负伤的证明,进行检查,经过鉴定,然后评定等级,出具《革命军人残废证》。信中讲是因“私”,所以不能办。我说,他的情况比较特殊,他出车是指派的算因公,还有没有其他办法?冯主任摇摇头,他的事隔的时间太长,就是因公,也无法证明腰伤是在部队发生的。我如实将情况写了一封回信,寄给那名战士,再没有得到他的来信。第二年(1988年),一个偶然的机会,听说他终于不堪重负,自缢身亡。

  这是我在部队发生的两件内疚事中最痛的一件。如果我再努力一点,如果对他在信尾发出的“否则我没法活下去了”的呼声警醒一些,虽然没有办成,但给他一些安慰、给他一些具体的帮助,我相信他不是逼到万般无奈,是不会选择如此下策的,我感到非常内疚。

  转业到地方,从事社会保险,在其5大险种里,有一个“工伤保险”。“工伤”和“公伤”,一字之差,内容迥异。我们在部队,一般理解为后者。所以,在开始接触“工伤保险”时,总以为“工”是“公”的笔误,但发现地方所有表述都是“工伤”,后来知道是自己错了。“工伤保险”有一条重要原则:无责任保险原则,即只要不是自残和犯罪,凡因工作受到的伤害(包括职业病)都算“工伤”。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,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不为战争保险,但正常的优抚政策门槛过高或标准太低,不能保障军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根本利益。如1979年“对越自卫反击战”牺牲的战士,抚恤金只有300元,外加《烈属证》就是全部待遇。当时在宣传时只讲革命战士“无私奉献”,但对300元抚恤金,也引发许多议论和改革的呼声。直到1998年部队抗洪抢险后,才提上议事日程,1998年底或1999年解决了军队的伤亡待遇(时间跨度20年)。今年,地方已将全部工伤人员纳入“工伤保险”(见温总理月初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),地方已经做了,军队何时能将全部在部队服役的受伤人员(自残、犯罪除外)给予相应待遇,只是时间问题(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,因地方从开始“工伤保险”到把全部人员纳入,也经过了20年)。

  清明快到,怀念4位战友!特别是最后一位,你所遇到的问题,终有一天会解决,虽然你不能享受,但对还在重复你的问题的战友们是一线希望,愿你的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些许安慰。 

(刚看到新军《明辉不死》祭文,痛惜又一位英年早逝。向明辉致哀!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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